新經濟政策下列寧的財政政策實踐與思想啟示

摘    要：財政是社會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國家實現其職能和目標有著重要意義。新經濟政策是列寧基于蘇俄實際探索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偉大創舉，在新經濟政策時期，列寧非常注意發揮財政對于經濟發展的作用，形成了具有實踐價值的財政思想。列寧強調，新經濟政策時期財政的直接任務是要維護和鞏固工農聯盟，恢復和發展國家財政體系，最終要為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奠定基礎，從而實現在落后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歷史任務。列寧提出以實物稅與貨幣稅取代余糧收集制以增加國家財政收入;在財政支出上，要求縮減和消滅國家預算赤字以有計劃地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在社會總產品的分配上，堅持按勞分配的原則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列寧在新經濟政策時期對社會主義財政的理論思考和實踐探索，對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財政建設也具有重要的現實啟示。

關鍵詞：列寧; 新經濟政策時期; 社會主義財政;

Abstract：Financ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social economy,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country in fulfilling its functions and goals.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was Lenin's great initiative in exploring the socialist economic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e Soviet Union's reality. During this period,Lenin paid great attention to the role of financ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formed the financial thought with practical value. Lenin pointed out that the direct task of finance in this period was to maintain and consolidate the alliance of workers and peasants,to restore and develop national financial system,and ultimately to lay the foundation for the lib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ocial productive forces,so as to implement the historical task of building socialism in backward countries. For this reason,Lenin proposed to replace the surplus grain collection system with the material tax and monetary tax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 national fiscal revenue. In terms of fiscal expenditure,Lenin demanded to reduce and eliminate the state budget deficit in order to restore and develop national economy in a designed way. In the distribution of total social products,Lenin adhered to the principle of distribution according to work to meet the growing material and cultural needs of the people. Lenin's theoretical thinking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socialist finance in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period have important practical valu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fina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Keyword：Lenin; new economic policy period; socialist finance;

財政作為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國家實現其職能和目標具有重要意義。在馬克思恩格斯財政思想的指導下，列寧高度重視社會主義財政建設。在十月革命勝利后，根據馬克思主義過渡時期的理論，列寧在領導無產階級完成了剝奪剝奪者以及鎮壓了他們的反抗后，從當時蘇俄經濟文化落后的實際出發，竭盡全力尋找一條過渡到社會主義和實現社會主義總任務的具體道路和方法，新經濟政策應時應需在蘇俄開始實施。在這一時期，列寧同樣非常重視財政問題，認為“我們無論如何要爭取完成財政的扎實的改造，但必須記住，如果我們的財政政策不成功，那么，我們的一切根本改革都會遭到失敗”[1]，“鞏固蘇維埃財政是最艱巨的任務之一，但它現在已經占據首要地位，這個任務不完成，無論在保衛蘇維埃俄國的獨立免受國際資本危害方面，還是在國家經濟和文化的發展方面，都不可能大踏步前進”[2]。

一、新經濟政策時期蘇維埃俄國財政的任務

十月革命勝利后，無產階級政黨的任務開始從剝奪剝奪者轉向“管理俄國以從事經濟建設這一任務上來”[3]了。列寧認為，必須盡快完成“建設任務，就是建立新的經濟關系，樹立怎樣做這件事情的榜樣的任務”，否則“在推翻剝削者和用武力來抗擊國際帝國主義者的事業中的任何成就、任何勝利就會付諸東流，舊制度的復辟就會不可避免”[3]。這一系列的原因導致蘇俄的經濟建設經歷了諸多波折，也使得初生的無產階級政權岌岌可危。面對錯綜復雜的政治經濟環境，蘇俄開始全面實施新經濟政策，這一時期的財政政策的主要任務就是為解決戰時共產主義政策造成的國內出現的政治、經濟危機和平復農民的不滿情緒，“必須竭盡全力處理好工農關系”[3]，保護新生的無產階級政權，保衛無產階級歷盡千辛才取得的革命成果，并在此基礎上調整不適合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系，促進生產力的解放和提高，逐步實現在落后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總任務。

1．維護和鞏固工農聯盟，“竭盡全力搞好工農關系”

工農聯盟的意義，首先在于它是改造社會、消滅資本主義制度與過渡到新的社會主義制度所必需的革命力量。早在1894年，列寧就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黨人》中談到了工農聯盟的重要性，強調“俄國工人就會起來率領一切民主分子去推翻專制制度，并引導俄國無產階級(和全世界無產階級并肩地)循著公開政治斗爭的大道走向勝利的共產主義革命”[4]。所以，列寧指出，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專政的最高原則，就是維持工人階級與農民的聯盟，使工人階級能夠保持自己的領導并作用于國家政權。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工農聯盟更是無產階級政權堅不可摧的基礎，執政的無產階級政黨必須經常不斷地維護和鞏固工農聯盟，才能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力量。

“戰時共產主義”的經濟政策，只是在特殊條件下實行的特殊政策，非常時期實行的一些非常措施，已不再適合戰后蘇維埃俄國的實際情況，它大大超越了工農聯盟可承受的限度，不可能把基層農民群眾吸引到社會主義建設中來。國內戰爭結束后，無產階級政權面臨的政治經濟形勢極為嚴峻，國內經濟、政治條件的惡化———農民態度動搖、工農生活條件的惡化、因缺乏生產資料導致工廠不得不停工———使列寧不得不對建立在“將俄國經濟直接過渡到國家按共產主義原則進行生產和分配”的設想之上的舊的經濟政策進行反思。列寧在分析當時的形勢時指出:我們不僅面臨“經濟危機”，而且面臨著“蘇維埃俄國內部很大的———我認為是最大的———政治危機。這個內部危機不僅暴露了相當大的一部分農民的不滿，而且也暴露了工人的不滿”[5]。這時，列寧已經意識到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無法繼續實施下去，必須要改變。

從1921年3月開始，蘇維埃國家開始調整經濟政策，實施新經濟政策。這時候，采取一系列新經濟政策的實質是發展商品貨幣關系，通過市場和貿易、工農業之間的經濟交流，達到從經濟上鞏固工農聯盟的目的。列寧深刻指出:“新經濟政策的實質是無產階級同農民的聯盟，是先鋒隊無產階級同廣大農民群眾的結合。”[6]可見，工農聯盟、工農關系是新經濟政策最實質的核心問題，它直接關系到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對農民的領導權和蘇維埃共和國的生死存亡。在當時的俄國“經過七年戰爭之后，工人———他們作出了空前的犧牲———和農民群眾都處于極端疲憊的狀態。這種極端疲憊狀態，已經是接近于完全不能工作的狀態”[7]。因此，只有著力鞏固工農關系，改善工人、農民生活狀況，提高生產力，才能讓千百萬農戶堅定跟無產階級政權結合起來。他指出，社會主義政權必須要為工農服務，社會主義財政要惠及無產階級工人和農民。社會主義社會區別于資本主義社會的重要標志之一就在于，社會主義財政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為原則，目的就是要實現無產階級的自身解放。社會主義財政只有堅持這樣的原則和目的，才能不斷鞏固工農聯盟，夯實無產階級政黨執政根基。

2．恢復和發展財政體系，構建不發達社會主義時期的生產關系

根據俄國的歷史條件和革命實踐，列寧指出:“怎樣想象出一個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這個任務也已經解決了。但是，怎樣具體地從舊的、習慣了的、大家都熟悉的資本主義過渡到新的、還沒有長出來的、還沒有穩固基礎的社會主義，卻是一個最困難的任務。”[8]“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是列寧根據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理論對俄國所處的社會主義第一階段的認識所作的結論。這一結論意味著，蘇維埃政權制定所有的經濟建設政策必須從“不發達”的社會主義這一實際出發。

十月革命勝利初期，列寧根據《共產黨宣言》等著作中提出的社會主義將徹底消滅私有制、消滅商品經濟、私人貿易和貨幣流通等思想，提出“俄共將力求盡量迅速地實行最激進的措施，為消滅貨幣做好準備”[9]，同時“用一系列逐步而堅定的措施徹底消滅私人貿易，組織起統一的經濟整體(蘇維埃共和國應當成為這樣一個整體)中各個生產公社和消費公社之間的正確的和有計劃地商品交換”[9]。在這些思想的指導下，蘇俄繼續施行“余糧收集制”，無償拿走農民全部余糧，這一政策大大地傷害了農民生產積極性。但列寧善于一切從實際出發，及時調整社會主義的財政政策，他密切結合當時俄國生產關系的實際，總結了十月革命后急于消滅舊的生產關系的嚴重教訓，深刻揭示了過渡時期社會主義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指出要循序漸進地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來推進無產階級政權的鞏固和發展。

為了恢復和發展蘇維埃俄國在戰時被破壞殆盡的財政體系，列寧遵循馬克思關于社會主義的一般原則，從俄國當時的實際與生產發展的需要出發，首次論證了社會主義時期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存在的必要性與必然性。新經濟政策實施后，列寧明確指出，這一政策實施的意義就在于調整和改變不利于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系。“不能直接憑熱情，而要借助于偉大革命所產生的熱情，靠個人利益，靠同個人利益的結合，靠經濟核算，在這個小農國家里先建立起牢固的橋梁，通過國家資本主義走向社會主義。”[6]通過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的財政體系和財政制度，無疑指向的是生產關系變革，使生產關系在適應當時的生產力水平的同時，通過生產關系的變革促進社會生產力的不斷提高。

3．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在落后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總任務

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從解決社會基本矛盾的角度看，是為了解放生產力，而解放生產力的目的，歸根結底是為了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十月革命勝利后不久，列寧就已經提出要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上來的偉大任務。1921年內戰結束后，列寧再次強調“現在我們應該注意把全部宣傳鼓動工作從為政治和軍事服務轉到經濟建設的軌道上來”[3]，并多次明確要求，“蘇維埃共和國的首要任務是恢復生產力，發展農業、工業和運輸業”[7]。新經濟政策時期的財政政策，說到底，依然為了貫徹“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大力解放和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提高廣大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這一列寧社會主義建設思想的要求。

社會主義財政要為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服務，要為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服務。國家要按照國民經濟計劃管理國民經濟，就要把物力財力集中起來。但由于戰爭的破壞和小農經濟基礎的脆弱，社會主義財政處于一個尷尬的境地，新經濟政策時期，列寧強調，為了達到解放和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的目的，要建立起鞏固而又穩定的財政體系，不斷完善社會主義的財政體制。為此，他主張實行嚴格的財政集中和財政監督:“我們需要財政集中，需要力量集中;不實現這些原則，我們就不能完成經濟改造。”[1]1921年成立了由俄共(布)中央和人民委員會所屬的財政委員會，要求該委員會為國民經濟發展制訂計劃、出謀劃策。

在列寧看來，在俄國這樣一個小農經濟為基礎的經濟文化落后國家建設社會主義，需要經過一個較長的時期。他強調，迅速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是由不發達社會主義向發達社會主義過渡的根本條件和途徑。而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則是實現這種過渡的政治保證。因此，“無產階級取得國家政權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增加產品數量，大大提高社會生產力”[6]。“只有增加生產，提高勞動生產率，蘇維埃俄國才能取得勝利。”[3]“共產主義就是蘇維埃政權加全國電氣化。”[3]只有迅速地提升社會生產力水平，極大地提高勞動生產率，并不斷提升全蘇人民的科學文化水平，才能縮小歷史發展的差距，實現在經濟文化落后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總任務。

二、新經濟政策時期蘇維埃俄國財政政策的實踐

新經濟政策時期，列寧要求要迅速恢復和發展財政體系，把擴大商品流轉額和增加收入、縮短和消滅預算赤字看作是財政政策的主要措施。一方面，實行嚴格的財政集中制，從資產階級繳納賠款過渡到正常稅收，在一般經濟措施中，要求企業轉向經濟核算制，扭虧為盈，形成和發展國營企業財務;另一方面，大力恢復財政體系的其他環節，包括社會保險、公債制度、稅收制度和預算體系。同時，在他的主導下，社會主義社會不斷完善分配制度，取得了明顯成效。這些財政舉措大大鞏固了工農關系，激發了工人和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為之后的蘇維埃生產力的迅猛提升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基礎。

1．以實物稅與貨幣稅取代余糧收集制，增加國家財政收入

作為國家財富重要來源的稅收，在任何性質的國家中都擔當極為重要的角色。十月革命后，隨著公有制的建立和國家經濟職能的擴大，國家財政范圍不斷擴大，國家財政收入本應不斷增加，由于當時處于內憂外患之中，列寧主張采取戰時共產主義政策，激發了人民的普遍政治熱情，帶領人民取得了斗爭的勝利。但之后，要繼續“在一個小農國家里按共產主義原則來調整國家的生產和產品分配”，已經明顯不符合實際的情況，“現實生活說明我們犯了錯誤”。

“所謂賦稅，就是國家不付任何報酬而向居民取得東西。”[10]在新經濟政策時期，列寧提出以實物稅按照“使稅額與農民積極性相適應的原則，按照農民積極性的增高而降低稅率”。這樣，在迅速地繳足稅款的條件下，農民在地方財政中有更大的自由來運用其納稅以外的余糧，保障農民的基本生活。實物稅在保證國家利益的同時還要兼顧到小農戶的利益。通過“把余糧收集制改為實物稅，使小業主可以更好地安排自己的生產，根據稅額的多少來確定生產規模的大小”，讓農民在土地流轉方面有一定的自由。

對于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來制定正確的財政政策，列寧堪稱典范。在新經濟政策階段，財政的直接目的是要恢復國民經濟，鞏固工農關系，所以，列寧十分注意減輕農民負擔，主張用實物稅代替余糧收集制，“在無產階級和農民之間建立起牢固的關系”[7]，并實行區別對待的稅收政策，用征收財產稅和所得稅的辦法改善與富人階級的關系。這樣，就能保證社會主義建設處在一個和平的環境中，使全俄人民能夠凝心聚力共謀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實物稅的實行是蘇維埃政權在工人與農民、工業與農業關系上的根本轉變。它的實施，大大滿足了農民的基本要求，穩定了農村的形勢，調動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從1924年起，實物稅過渡到貨幣稅，稅收政策更加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促進了農業的迅速恢復和發展，從而為整個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奠定了基礎。

2．縮減和消滅國家預算赤字，有計劃地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

國家的預算是一個重大的問題，里面反映著整個國家的政策，規定政府活動的范圍和方向。而國家預算的主要任務是使國家集中大量資金以解決全國性任務，預算收支是體現國家財政的主要手段。列寧重視國家財政預算制度。在領導無產階級革命時期，列寧就對資產階級國家的預算多次提出過質疑，指出資本主義政權下的國家預算是完全沒有考慮國民生活改善的。社會主義國家建立后，列寧提出蘇俄國家預算的首要目的是要恢復國民經濟，減少和消滅國家預算赤字。

國家預算是全國財政的中心環節，是國家基本的財政計劃。而對于經濟落后的蘇俄來說，只有從根本上改變預算收支制度，建立科學合理的預算體系，才能做到縮短和消滅財政赤字。對此，列寧指出:“在無產階級專政和最重要的生產資料歸國家所有的時代，國家的財政應當建立在這上面:把各種不同的國家壟斷組織的收入的一定部分直接用于國家需要。”在預算收入方面，列寧強調社會主義企業收入應成為國家預算收入的主體來源，為此，1921—1923年，在列寧的領導下，蘇俄建立了適用于整個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蘇維埃信貸體系。國家銀行創立后，相繼建立了為工業撥款的工業銀行、專門為電氣化貸款的蘇聯電氣化銀行、為對外貿易撥款的俄羅斯對外貿易商業銀行(后改為對外貿易銀行)、全蘇中央公用事業和住宅建設投資銀行和中央農業銀行。改革與消滅國家預算赤字是同時進行的。這是蘇維埃政權在財政建設上的巨大成就。蘇維埃工業企業從1923年底開始上繳70%的利潤。這樣，蘇俄預算收入的主要來源已經不再是居民的收入，而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利潤。

社會主義國家的財政預算支出要對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發揮重大作用。對于當時的蘇俄來講，首要任務是發展重工業，因為“重工業是需要國家資助的。如果我們找不到這種資金，那我們就會滅亡，就不能成為文明國家，更不用說成為社會主義國家了”[2]。另一方面，社會主義國家預算支出要堅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則，即絕大部分預算支出除用于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之外要用于社會文化事業設施，在列寧看來，要管理俄國，最急迫的任務就是要培養大部分多方面的人才，“艦隊我們不需要，而增加學校經費卻迫切需要”[2]。為了消滅預算赤字，列寧要求要通過精簡國家機關削減國家支出。預算指導和調整了蘇維埃俄國國民經濟的恢復和進一步發展，同時為國家統一計劃奠定了基礎。

3．實行按勞分配，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

列寧指出，對國民經濟的管理要建立在對個人利益的關心上，正確的分配原則應當是有利于提高生產的方法、手段和工具。因此，根據蘇維埃政權當時面臨的現實，列寧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原則，主張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堅持個人物質利益原則，制定了社會總產品分配的基本原則，即不勞動者不得食和按勞動的數量和質量分配個人消費品。列寧認為，“不勞動者不得食”[11]是“社會主義的第一個主要根本原則”，“這是一切工人，一切貧苦農民以至中農，一切過過窮日子的人，一切靠自己的工資生活的人都同意的”[1]。在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前提下，在激活廣大工農生產熱情的要求下，列寧主張對每個勞動者的所得，既不能實行平均主義，又不能拉大差距，要實行按勞分配的原則。

為了調動工人的生產積極性、改變戰時共產主義的平均主義分配制度和實物供應制度，列寧堅持實行按勞分配原則，國家在分配上采取分步走的策略。社會主義工資在形式上，列寧主張“實行計件工資，采用泰羅制的許多科學的和進步的因素”，在工資水平上，列寧要求“使工資同工廠的總工作量相適應，使工資同鐵路、水路運輸等的運營額相適應”[8]。并且，列寧主張刻不容緩地實行獎勵制，獎勵的標準要以“貿易額的大小和利潤的多少”為轉移，并“把獎勵制包括到全體蘇維埃職員的整個工資制度里去”[12]。雖然“在完全的共產主義制度下獎金是不允許的，但在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時期，如理論推斷和蘇維埃政權一年來的經驗所證實的，沒有獎金是不行的”[9]。在列寧看來，要刺激企業生產，推動國民經濟盡快復蘇，就必須用獎勵去鼓舞工人，并且這個獎勵要有一定的差額才能更好地發揮作用。1922年底，已經基本上完成了工資貨幣化的過程。

在社會消費品的分配上，對于一些重點發展部門的職工的消費品分配，列寧認為要給予適當的“偏重”。在蘇維埃政權初期，由于要迅速地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曾對少數關鍵生產部門的發展采取特別偏重的方針，這就是所謂的“重點制”。托洛茨基主張，在生產方面可以實行重點制，而在消費方面，為了體現社會主義原則，應該要實行平均制。對于這種觀點，列寧予以堅決駁斥，他尖銳地指出:“重點制就是要有所偏重，偏重而不及于消費方面，那就什么也沒有了。”[10]列寧主張的按勞分配原則，是在社會主義不發達的階段實施的，目的依然是為了解放和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提高勞動生產率，只有如此，才能使社會主義建設有堅實的基礎。

三、新經濟政策時期列寧財政思想的現實啟示

在新經濟政策時期列寧財政思想的指導下，蘇俄新經濟政策的施行更為有力，解救了瀕于破產的蘇維埃經濟，使得這一時期的財政收入迅速增加，為國家財政的順利運行奠定了基礎。農業很快得以恢復和發展，工業取得了顯著成效，城鄉商品周轉不斷擴大，勞動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逐漸提高，無產階級專政有了更加牢固的階級基礎和經濟基礎。列寧滿懷信心地指出，“新經濟政策的俄國將變成社會主義的俄國。”[2]在今天，列寧的這些思想依然閃耀著光芒，對我國的社會主義財政建設具有重要的現實啟示。

1．要始終堅持社會主義財政的一般原則，不斷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需要

社會主義財政是保證社會主義國家實現國家職能的重要工具。新經濟政策時期，列寧推進社會主義財政建設和完善，是為了有系統、有計劃地進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努力提升人民的共產主義覺悟和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為實現在落后的蘇俄建設社會主義提供條件。所以，社會主義國家要發展，無產階級政黨要實現自身對無產階級的承諾，必須充分利用社會主義財政，最大限度發揮其作用。要做到這一點，社會主義財政就必須始終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體現社會主義財政的一般原則。

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生產資料所有制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國家是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的所有者和代表。社會主義財政通過收支活動，直接參與分配。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早已明確指出，共產主義第一階段也就是社會主義社會階段，在對社會總產品進行社會的必要扣除后，要實行按勞分配的原則。列寧繼承并發展了馬克思關于社會分配的思想，提出了“不勞動者不得食”與“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分配思想，這些思想，閃耀著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光芒，體現了理論家對社會主義分配關系的深入思考。建立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上的社會主義財政，與資本主義財政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社會主義財政分配的目的和收支活動所反映的分配關系不再是過去的剝削和對抗，而是堅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是反映最廣大無產階級人民根本利益的社會主義分配關系。

“增進人民福祉、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是我們黨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本質要求。”[13]新時代，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轉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一主要矛盾的轉化，對社會主義財政同樣提出了新的要求。社會主義財政應在滿足社會經濟發展需要的同時，著眼于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側重于提高人民群眾美好生活的獲得感，這也是社會主義財政堅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秉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工作要求。社會主義財政要堅持公平效率兼顧、公正公平有限，既考慮到社會發展需求，又體現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讓人民群眾真正共享改革開放的發展成果。十九屆四中全會指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既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又同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是黨和人民的偉大創造。”[13]今天，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社會主義財政的改革方向。社會主義財政建設只有堅持以馬克思主義財政學為指導，從我國現階段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出發，堅持社會主義方向，才能保證財政為民所用，才能為黨領導社會主義建設偉大事業助力。

2．要善于與本國國情相結合，創造性地回答和解決經濟建設中的實際問題

馬克思恩格斯多次指出，他們的理論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因此，共產黨人不僅要堅持科學社會主義的一般原則，還必須要善于把社會主義建設的一般原則同本國實際相結合，才能發揮這些原則指導實踐的巨大威力。列寧認為，馬克思的理論“所提供的只是總的指導原理，而這些原理的應用具體地說，在英國不同于法國，在法國不同于德國，在德國又不同于俄國”。因此，列寧非常善于從本國實際出發，適時調整社會主義建設的方針和政策。當他認為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已不再適合本國社會主義建設發展需要時，便迅速調整到新經濟政策，這一果敢的決策體現了列寧善于與本國國情相結合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政治智慧。

實際上，由于社會主義首先在經濟文化相對落后的俄國取得勝利，這就意味著，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蘇維埃俄國必然在經濟上落后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這就決定了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必須把大力發展生產力作為根本任務，建立、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努力完成別的國家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完成的工業化和生產社會化、商品化、現代化的艱巨任務。要完成這一艱巨任務，也就要求所有的經濟政策、財政政策必須要從不斷變化的實際出發，圍繞經濟建設，推動國民經濟的發展。列寧堅持用活的馬克思主義指導蘇俄社會主義建設，從俄國社會發展的實際出發，思考落后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途徑和出路。在他看來，堅持“用實際經驗來檢驗我們邁出的每一步，不怕已經開始的工作一改再改”[6]，以此方式管理俄國的工作才能取得成效，社會主義事業才有出路。

社會主義財政同樣要在堅持社會主義一般原則的基礎上，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創造性地解決和回答新問題，更好地發揮財政作為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的作用。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這是我國社會發展新的歷史方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當代中國的最大國情、最大實際”。這是我國在經濟建設中制定各項政策必須依據的現實。新時代，財政要從這一實際出發，緊扣社會主要矛盾變化，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堅持穩中求進的總基調，堅持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為目標，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全面深化財政建設和改革，加快建立現代財政制度，以期充分發揮社會主義財政的功能，更好地服務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新型國家建設、鄉村振興發展及區域協調發展等國家發展戰略，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打牢基礎。

3．要不斷推進國家財政治理體系現代化，服務于社會主義建設大局

列寧領導了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并首次提出了用不同于原來“革命辦法”的“改良主義辦法”來建設社會主義的思想。“目前的新事物，就是我國革命在經濟建設的一些根本問題上必須采取‘改良主義的’、漸進主義的、審慎迂回的行動方式。”[6]這一點在列寧對財政制度和財政政策的改革完善中也有所體現。列寧設計的社會主義財政應該走向更為完善，為國民經濟的發展提供更好的服務。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多年來，在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從實際國情和需要出發，積極調整和完善財政體系，為確保國家各階段政治、經濟建設提供了重要保障。今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步入新時代，中國前所未有地接近世界舞臺的中央，對我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出了更高要求。就財政而言，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基礎和重要支柱是堅實而強大的國家財政，這就要求我國社會主義財政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必須要與之相向而行。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科學的財稅體制是優化資源配置、維護市場統一、促進社會公平、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制度保障。”[14]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財稅改革和財政制度建設向縱深推進，多點突破，現代財政制度主體框架基本建立，財政在國家治理中的基礎和支柱作用愈加彰顯。但隨著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變化，特別是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出戰略安排，財政治理必須與時俱進實現現代化，積極應對風險挑戰，加快建立與“中國之治”相適應的現代財政制度。

新時代社會主義財政要走向治理現代化，要圍繞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所要求的基本功能，探索和推進財政制度創新和實踐創新，實現國家汲取、分配公共資源和調整社會利益格局的制度化、法治化和民主化，提高國家動員、引導全社會經濟資源的能力，提高服務國家重大利益關系調整和重大改革舉措的資源配置能力，提高以有限公共資源實現國家重要目標的財政管理能力，以建設成為與我國國家發展地位相匹配的大國財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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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列寧全集(第41卷)[M]．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71,259,75.
[8]列寧全集(第27卷)[M]．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77-78,292.
[9] 列寧全集(第36卷)[M]．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11,82,89.
[10] 列寧全集(第32卷)[M]．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275,94.
[11] 列寧全集(第38卷)[M]．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330.
[12]列寧全集(第33卷)[M]．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299-300.
[13] 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N]．人民日報，2019-11-06(001).
[14]習近平談治國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