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平安文學對白居易的接受研究

時期歷代天皇都極力推崇白居易的詩文，從嵯峨天皇開始，便在宮中設置《白氏文集》的侍讀官。學習儒家經典和白居易的詩文成為天皇的必修課。在皇室的倡導與推動下，白居易的作品成為宮廷大臣之必備，吟誦白詩是宮廷中彰顯高雅的形式，

 

①李光澤.白居易詩歌在日本的傳播原因芻議[J].北方文學,2017(14),17-19+37.

 

 

 

甚至還出現了專門研究白居易的結社。為白居易作品的廣泛流傳提供了受眾保障。并且也為平安時期的文壇注入了新的文風，促進了文學的發展。水野平次先生就在其《白樂天與日本文學》一文中提出：白居易的詩歌是因為給時代注入了新風尚而頗受平安貴族喜愛和推崇的。

第二，白居易經歷了唐朝由盛轉衰的重要時期，這些起伏的經歷與感觸都在白居易的詩歌中得以表現。此時期的日本平安王朝也在經歷著王朝的衰變由于外戚奪權專政，皇室貴族的權力逐漸消失，他們醉心于詩文無暇政治，用詩文寄托他們的思緒，這與白居易詩文中的觀念相契合，因而其詩文中的內容更能引起日本社會的共鳴。

第三，奈良時代后期由于日本文壇對漢文化的大量學習與效仿，這一時期出版的文學作品尤其是漢詩作品無一不體現著中國文學作品的影子，被稱為國風暗黑時期。為了削減漢文化對日本文化的影響，促進日本本民族文化的發展，在平安末期894年菅原道真向天皇提議停止遣唐使，天皇也下令停止了了遣唐使的派遣工作，因而白居易的作品有幸成為最后一批赴日的漢籍作品，踏上了這座文化孤島。避免了唐末戰亂對其的破壞，成為日本社會了解中國社會制度及風貌的重要參考文本。

2.受眾群體

白居易在唐朝中期的文人中雖不及李杜，但也已享有較高的社會地位與聲譽。雖然他一生曲折經歷了位居高官，也經歷了貶黜偏遠，但終歸官居太子少傅，屬于官僚階級。并且從其作品和成就上也可看出其文化修養較高，這一形象與平安時代的知識分子社會地位吻合。因為平安時期的文學還屬于貴族文學，只有天皇和貴族官僚才可以接受很好的漢文教育，而這些貴族的日常生活以及政治追求和遠在中國的白居易有共通之處，即有關“風月”與“仕途”。這些情感與追求上的相似易引發彼此的共鳴，所以白居易的詩歌深受追捧。此外白居易雖一生宦海浮沉，但其晚年及后世都享有較高的地位，并得以安享晚年七十五歲壽終正寢，這一美好的結局是平安時代后期知識階層的貴族所期盼的，因為在那一個動蕩的政局中，保全自身得以善終是人生的追求。

3.思想與審美

第一，兩者間審美情趣的吻合。不同的地理情況會孕育出不同的文化，日本作

 

 

 

為一個島國，四面環海，氣候溫暖濕潤，四季變化分明并且長期霧氣的縈繞，更為島上增添了一抹神秘朦朧的色彩。在狹長的島嶼上狙擊了眾多不同的景象，如雪山、海灘、溫泉、峽谷、山澗、瀑布、森林等獨特的自然環境。但同時也常年遭受著各種災害，如火山、海嘯、地震、臺風以及暴雪等。這樣獨特的自然氛圍與經歷造就了日本民族對這些稍縱即逝的自然風光的敏感與熱愛，他們將對生活的感觸加入到文學中，形成了日本民族獨特的“物哀”思想。“物哀”是日本民族傳統審美意識中的重要概念，其基本內涵為：在日常生活及藝術創造、藝術欣賞中，將外在的物象與內在的情感相融合，形成的精神世界的統一，即自然與人生各種情態的觸發引申出的優美、纖細、哀愁的情感。而白居易詩中感慨自然，追求幽玄與物我交融的閑適詩與感傷詩正是對自然生活的描摹與感嘆，這與日本民族的審美情趣相契合。通過《千載佳句》中收錄的白詩，大多體現了詩人對自然對草木的熱愛。再以平安文學中接受較多的白居易詩作《琵琶行》中的“月”、“夜”、“水”、“音”的意象描寫及結尾的“哀”為例，都是通過物象抒發詩人的感慨，且多是悲嘆。這也就難怪平安朝上至天皇下至女官都沉浸在白居易的詩作中。

第二，白居易的儒釋道相交融的思想，也是其詩文廣受喜愛與學習的重要原因。日本平安時代是佛教與道教思想興盛的時代，而白居易作品中所體現出的佛老思想正是日本文人心中所追求的，故而深受喜愛。

4.作品特點

白居易的詩之所以可以流傳甚廣，主要得益于他的詩歌語言通俗易懂，朗朗上

口，不似李杜那樣辭藻華麗，更易于域外的傳播與推廣。同時白居易也是唐代詩人中作品保存最多的詩人，一生創作詩文作品多達3840首詩，并且由于白居易本人的經歷曲折而豐富，其作品的取材范圍涵蓋了中唐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四季更迭與日常生活皆是其創作的源泉。從16歲開始作詩到75歲壽終正寢，不論是涉及各年齡段的生活經歷、學習情況、出世為官，還是身處宮廷、府衙、私邸、深山，河流，甚至是顯榮貶謫、宿直退衙、游宴歌舞、哀傷歡愉、哲學思想及宗教信仰，都可以在其詩中得以體現，可謂是僅一人之作卻包羅萬象。白居易本人也在《醉吟先生墓志銘序》中提到：“凡平生所慕，所感，所得，所喪，所經，所逼，所通，一事一物已上，布在文集之中，開卷而盡可知也，故不備書”。由此可見白居易作品中涵蓋內容之廣泛，這樣的作品為平安時期知識分子了解中唐社會的制度、文化、及風貌提

 

 

 

供了重要參考材料，堪稱一本較為完備的“文學大辭典”。因此，其既具韻律格式又

通俗易懂的詩文備受平安文人的喜愛，得以廣泛的流傳開來。

5.作者自身

白居易是唐朝詩人中少有的注重整理文集之人，因此使他一生創作三千余首作品大多都得以流傳下來。而李、杜不像白居易那樣喜歡整理作品，其文章大多是后人整理成冊的，并且在其晚年還遇上了唐末的安史之亂使得許多作品遺失，因此沒能像白居易一樣對日本平安時期的漢詩產生深遠影響。

為了對白詩在日本得以廣為流傳的原因進行較為全面地剖析，為后文平安文學對白居易的接受分析提供較為全面的背景支撐。本節首先對中日兩國就這一課題的相關研究進行了梳理，并結合前一節對平安時期及之前中日交流背景的論述，從內部原因和外部原因兩方面將其大致歸為五點：即社會環境、受眾群體、思想與審美、作品特征及作者自身。除強大的綜合國力以及友好開放的對外政策外，內部因素才是促進白詩為日本貴族喜愛的重要因素。如白居易的性格愛好與審美意識同日本民

族的“物哀”思想十分相似，故可以引起彼此的共鳴。同時白居易的儒釋道思想尤其是佛教思想與平安時期崇尚佛法的日本相契合，故有利于其文集的傳播。此外，白居易及其作品在當時的唐朝十分廣布，故成為使者和商賈爭相收集的內容。就白居易的作品本身而言，其數量龐大，內容豐富，題材多樣，可以為日本人了解中國，學習詩歌創作提供學習的范本。并且其語言淺顯易懂，更便于日本人理解和學習。

 

 

 

第二章平安時期日本韻文文學對白詩的接受

通過上文對平安時期及之前中日文化交流情況，尤其是文學方面的交流進行梳

理，不難發現日本古代文學的產生與發展與中國文學典籍的傳入息息相關。從繩文時代開始的被動接受到大和時代至平安前期的主動學習，再到平安后期的本土化進程，日本的古代文學史可謂是一部中國文學接受與創新史。

正如前文提及，日本在上古之時是沒有文字的，只能通過口耳相傳的方式進行交流。隨著渡來人和百濟博士將大量漢文典籍代入日本，向日本傳授中國和朝鮮半島的文化，日本才逐漸開始利用漢字進行書面的表達和記錄。由此可見，在上古時代日本并沒有以文字形式撰寫和記載的書面文學。雖然從后世的文學作品中可以看到這一時期有關日本遠古神話與傳說的蹤影，但是這些形式不一的口頭文學只可看作是日本文學的啟蒙。

真正意義上的書面文學是在漢字東傳日本后，統治者及知識階層開始利用所學到的漢字和漢語知識進行文書、律令以及文學作品的創作而開始的。倭王武給劉宋政權的上表文是最早的有記載的書面文書。其文體是按照魏晉南北朝駢文對仗的形式撰寫的，可見在當時倭王武已經對中國的文字及文學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與學習。而學界普遍認為，第一篇真正意義上的漢文文章是由推古王朝圣德太子所作的《十七條憲法》。這篇文章不論從思想上，內容上以及表達上都體現出圣德太子極高的漢學修養，同時也可看出日本當時對中國文化及文學的學習已具有一定高度。在思想上，全文十七條法令都是圍繞儒家“仁、義、禮、智、信、德”以及“三綱”撰寫的。在內容上，大量引用了中國經典的《史記》、《漢書》、《論語》及《禮記》等文獻典籍中的內容。在表達上，其遣詞造句與格式韻律等都沿襲了當時的六朝文風，其中尤對《文選》的學習和應用最為廣泛。

到了奈良時期，隨著大量遣隋使與遣唐使赴唐學習與交流，日本與當時的隋朝以及后來的唐朝都建立了友好的邦交關系。隋唐先進的社會制度與文化不僅幫助日本逐漸建立了較為完善的社會制度完成了大化改新，使其從原來的奴隸制國家逐步過渡到封建專制國家。同時派遣的留學生與學問僧以及使者大臣通過在中國學習，具備了較高的漢學素養，并且積極地與隋唐的文人進行文學方面的往來交流，如以詩歌互答的形式進行往來。其中比較有名的有阿倍仲麻呂（即晁衡）以及空海等人。

 

 

 

而當這些留學生與學問僧歸國時，他們從中國帶回大量的漢文典籍以及當時新興的文學內容，促進了日本文學的產生與發展。例如在這一時期誕生了三本以漢字書寫的記紀文學，即712年的《古事記》、713年的《風土記》以及730年的《日本書紀》。這三本記紀文學作品不僅包含了日本上代的歷史，同樣也囊括了諸多形式的文學內容，如日本的原始歌謠、傳說及神話等。此后，隨著奈良時期天皇對于漢文的重視，

不僅在宮中邀請百濟博士講學，更是設立專門的漢文學習機構，將中國的儒家經典以及當時中國優秀的文學作品作為必修書目及官吏的考試科目。并規定漢文不合格者不能成秀才。這些全方面深入的漢文學習不僅促進了日本知識分子漢文水平的提高，也為日本漢文學的興起打下了堅實的文化基礎。其中詩歌作為數量龐大、短小精煉且韻律十足的文學形式，首先受到了日本貴族及知識分子學習模仿。這一時期日本第一部漢詩文集《懷風藻》以及第一部和歌總集《萬葉集》先后問世。此外，奈良時代天皇經常舉辦一些宴會，并在宴會上吟誦漢詩，以此作為展現學問及地位的方式。因此漢詩這一獨特的文學形式也就此發展起來。雖然這一時期日本的文學作品如雨后春筍般大量涌現，但大多都是對中國詩歌及一些典籍中句式、典故以及內容等的引用與移植，并呈現出漢文一邊倒的局面。

到了平安時期，經過近兩個世紀對中國文學的學習與傳承，日本的漢文學蓬勃發展且涌現出一大批優秀的漢學人才。平安初期在嵯峨天皇在位時期日本的“唐風文化”興盛到極致，先后編撰了《經國集》、《凌云集》以及《文華秀麗集》這三部漢詩文集，被稱為—敕撰三集。其作品無論是從數量或質量方面都較前朝有了極大提升。并且相比之前的時代而言，這一時期的文人對中國文化的理解更加全面且深入，誕生了日本第一部文論即空海編撰的《文鏡秘府論》。這一時期的文學作品仍是以中國六朝文學及初唐文學的詩風及形式為主，并且由于此時期的作者與受眾群體較小主要集中在天皇及平安貴族，其詩多為侍宴詩及應制詩等宮廷詩歌。到了平安中后期，在積極學習中國文學理論及經典的同時也開始將目光轉移到日本本民族文學的發展當中，自覺地將中國文學及理論與日本民族的文學審美相融合起來。其文學作品文風及內容形式的轉變使得這一時期成為了日本古典文學史中重要的分界時期，即漢風文化到國風文化的重要轉折時期。自此日本文學開始以其獨特的文化內涵及表現形式逐漸發展起來。其中對日本平安時期文學乃至日本的古典文學影響最為深刻且久遠的當屬白居易及其詩作《白氏長慶集》。

 

 

 

關于白居易詩歌是在何時傳入日本的，最早的記載是公元810年嵯峨天皇時期的一則軼聞。當時《白氏文集》剛傳入日本，只有宮廷中有其藏本，唯有天皇得以誦讀，別人未有此機會。于是嵯峨天皇在讀過文集后，對其中《春江》一詩頗為鐘愛，將其稍加修改變為“閉閣唯聞朝暮鼓，上樓遙望往來船。”拿給小野篁看，測試

他的漢文水平。當小野篁在看了這句詩文后立即指出，此句中的“遙”本應為“空”，

受到了嵯峨天皇的贊賞。①可見在白居易40歲時其詩文便已傳誦到日本，受到日本

貴族的追捧與學習。但是白居易此時對其文集還尚未整理完畢，根據當時的情形，很可能是遣唐使以及一些有學問的留學生及僧人帶回的。

而最早的官方記載見于《文德天皇實錄》，提到了在公元838承和五年，太宰少貳藤原岳守從唐朝歸國的商人手中得到了《元白詩筆》。因其十分珍貴，故將其獻給當時的仁明天皇，并因此獲得賞賜升官進爵?？梢娫谌拭魈旎蕰r期白居易的詩文在日本就已經頗具名氣，也就是說在此之前就已有白居易的詩歌陸續傳入日本，為平安皇室及貴族學習。

同時，從嵯峨天皇開始，日本于宮廷之中設立《白氏文集》侍讀官這一崗位。因而學習與誦讀白居易的詩文成為了天皇的必修課。侍讀官是由世代承襲的大江一族擔任的。在大江匡衡的《江吏部集》中提及：“江家之為江家，白樂天之恩也。故何者？延喜圣代，千古、維時父子共為《文集》之侍讀。天歷圣代，維時、齊光父子共為《文集》之侍讀。天祿御宇，齊光、定基父子共為《文集》之侍讀。當今盛興延喜、天歷之故事，而匡衡獨為《文集》之侍讀。”可見大江家族從大江千古開始到大江匡衡都對白居易的詩文有深入的學習和研究，是將白居易的文學作品作為專門的知識進行研究，可見其漢學造詣之深。此外，在皇室的倡導之下，平安時代的貴族及大臣也將其文學作為必備的文學修養。他們將吟誦白詩，據白詩進行創作當成是彰顯高雅以及展現文化素養的重要途徑。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還出現了早期研究白居易的結社“尚齒會”。還出現了許多《白氏文集》的整理本，如神田本、金澤文庫本以及那波道園本。這些文集參考了從唐至明中國的白集版本，對白居易作品在日傳播具有重要的貢獻。由此可以看出白詩不僅在平安時期廣為流傳深受喜愛，在其后世都有重要的文學地位。在公元10世紀左右，隨著白詩的流傳與學習，

 

①丸山清子.關于流入當初狀況的考察,白居易研究講座:第五卷:圍繞白詩受容諸問題,東京,勉誠社,1994,209.

 

 

 

除天皇與貴族外，越來越多的平安知識分子開始接觸并學習白居易的詩文。他們逐漸擯棄了“齊梁舊體”開始轉向效仿白居易清新平易的風格進行創作。而在創作中也不再只是照搬與模仿，更多的是在作品中展現日本文學審美的情趣與特點。

可見白居易的作品在傳入日本之后，對日本文學界造成了巨大的影響，當時的日本每每談到漢詩文，必提及《文選》與《白氏長慶集》。而白詩對日本文學的影響不僅僅體現在日本平安時期的漢詩世界中，就連平安時期的和歌文學也從中獲得了豐富的靈感，推動了其表達方式及選材等方面的革新和拓展。除了平安韻文文學外，如《枕草子》及《源氏物語》等平安物語文學與散文文學中也處處可以看出對白詩的靈活運用。并且在此后至少四百年間，日本各類文學形式中都有參考白居易文學的痕跡。正如嚴紹璗先生在其《中日古代文學關系史稿》中所指出的那樣：“對日本中古時代的文學界來說，白居易文學并不僅僅只是作為一種異國的文學珍品供人鑒

賞和研究。它更多的是作為一種文學創作的楷模，供作家們在自己的創作活動中仿

效。”①

本節主要圍繞平安文學中韻文作品中對白詩的接受情況進行分析，以期從中發現日本韻文文學對白詩的接受特點。

2.1平安時期日本韻文對白居易詩歌的接受

2.1.1漢詩世界對白詩的接受

日本的漢文學指的是中國文學東傳后，經過日本民族的接受、學習、模仿和改

造，創作出的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文學形式。漢詩便是其中獨特而重要的一種文學形式。作為日本古代詩歌文學體系的兩大支柱之一，與本土的“和歌”不同，日本漢詩自產生之初就受到中國文學與文化的重要影響。

日本漢詩大致起源于大和時代后期，在江戶時代達到鼎盛，至明治維新后逐漸走向衰退，期間綿延近1300年，對日本的詩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據東京出版的《漢詩文圖書目錄》統計，從大和后期到明治維新，日本出版的各種漢詩集共計769種，包括近20萬余首漢詩，而這遠遠不是漢詩的全部，由此可見日本漢詩在日本文學中的重要地位。而關于其源頭，德川時代的《詩轍》中有提及：“本邦之詩，世傳始于大津皇子，實始于淡梅帝之皇太子大友皇子也。為《侍宴一絕》：皇明光日月，帝德

①嚴紹璗.白居易文學在日本中古韻文史上的地位和意義[J].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4(02):86-96+61.

 

 

 

載天地。三才并昌泰，萬國表臣義。在于《懷風藻》之開卷，是我邦漢詩之濫觴也。”

①此外漢學家江村北海及塚田大峰也都對漢詩的起源進行過相關研究。他們普遍均認

為大友皇子為漢詩之鼻祖，并提出漢詩起源于天智天皇時代絕非偶然，是這一時期中日文化交流的必然產物。

正如第一章所提及，此時的日本對外而言，其文化、政治、科技等方面都落后于唐朝，故多次派遣唐使和商賈入唐交流學習。唐詩作為唐代文學成就的精華，成為日本遣唐使者、留學生、僧侶以及商賈爭相收集的內容。對內而言，這一時期日本漢詩的受眾主體均為皇室貴族，并且受到天智天皇及之后歷代天皇的極力推崇，如設立專門講學漢文的機構與官職等，推動了漢文的學習與推廣。同時宮中經常會組織各類賦詩宴會，甚至開始以詩取仕，這些舉措使得漢詩得以蓬勃發展。這一階段雖處于漢詩發展初期，但在濃厚的漢文風尚的積淀下，漢詩的創作成就頗豐，在奈良中期751年，日本現存最早的漢詩文集《懷風藻》問世。作為日本漢詩的發軔之作，這部漢詩文集多詩文格式以五言為主，寫作手法多用對偶，題材多以侍宴詩、應詔之詩及詠物抒懷詩為主，深受中國六朝文學的影響。創作多學習及仿照《文選》及《玉臺新詠》，語言莊重，詩風綺靡。到了奈良時代中后期，以長屋王為中心的詩人不再拘泥于模仿六朝詩歌，開始接受初唐的詩歌題材及風格，題材開始趨于多樣化，但是在學習上還停留在表面，在創作上還是以借用模仿中國詩歌為主。在奈良時期，日本漢詩文壇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大友皇子、大津皇子、長屋王、藤原宇合、吉備真備、阿倍仲麻呂等人。至平安初期，以嵯峨天皇為中心的日本統治集團在繼奈良時代廣泛攝取六朝文學的漢學傳統之上開始積極接觸并學習盛唐文學，其中就包括駱賓王、李白、張志和、白居易及元稹等人的詩作，并且隨著皇室與貴族的重視以及上層知識分子對傳入漢文典籍學習的深入，日本漢詩迎來了重要轉機與發展，先后編撰問世了《凌云集》、《文華秀麗集》以及《經國集》這三部日本文學史上重要的三大漢詩文集。與先前《懷風藻》不同，這三大漢詩集中有大量學習借鑒唐朝的新詩出現。在格式上，開始側重運用七言，甚至還開拓了長詩以及雜體詩。在寫作手法上，除對仗外，其韻律平仄也趨于和諧。題材也更加豐富多樣，從以應制之作為主逐步擴展到交游、詠物抒懷等表達作者經歷及感受的詩作。除了官修文集外這一時期還出現了以藤原明衡編撰的《本朝文萃》為代表的私家文集。到了平安中

①三浦梅園:《詩轍》(卷之一),日本東京鳳出版,昭和四十七年復刊,3.

 

 

 

后期更是開始了漢詩本土化進程。這一時期的漢詩不論從數量還是質量上都較奈良時期有了巨大發展。

2.1.1.1平安時期及之前日本漢詩的變遷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從奈良時期到平安時期日本漢詩實現了從無到有，從有到

精，從模仿到創新的飛躍性發展。究其原因主要有四點：

1.創作集團漢文功底的積淀

正如上述提及，日本漢學的博興濫觴于奈良時期，這一時期為學習唐朝的先進制度與文化，天皇下令要求貴族和官員通曉漢字并全面學習各種漢文典籍，同時設立“學職”，要求學生必須學習《孝經》、《論語》及《詩經》等經典漢籍，官吏錄用考試更是以漢文不合格者不可為秀才為標準。并在文學、繪畫及書法等藝術領域全面仿唐?？梢钥闯?，這一時期的日本文化以學習漢文化為主流基調，這就為日本漢詩的博興奠定了重要的漢文基礎。但由于處于創作初期，詩人的漢文基礎不夠深厚，所以在創作方面多以借用或套用中國詩文為主。而后由于歷代天皇都十分推崇漢學，到了奈良末期及平安初期更是將原來的“學職”更名為“大學寮”，并且隨著傳入漢籍種類的豐富，將漢文學習的范疇從原來的“明經道”拓展到了“明法道”“紀傳道”以及“算道”。為漢文學習及漢詩的創作奠定了深厚文學基礎。同時，歷代天皇頻繁地舉辦詩宴，為漢詩文人提供了漢詩創作的平臺。詩人們在交游與創作中不斷提升了創作水平。除中國的文學作品外，文學理論也開始在這一時期由歸國的學問僧帶回日本，空海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空海在唐朝學習數年，在其學成歸國之時，不但精于佛法典籍，在漢詩方面的造詣也是極高的。他不僅創作了許多優秀的漢詩作品，更是將中國的文學理論適時引入日本，并以《文心雕龍》為基礎，吸收借鑒了《詩格》、《詩議》、《唐朝新定詩格》及《文賦》等中國詩論文獻中的精髓，編撰出了日本第一部詩話《文鏡秘府論》。書中，空海參照中國六朝至中唐的文論內容，論四聲、舉八病，論格式、辨體裁，為日本國內的漢詩學習與創作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指導作用。

有了這些豐富的漢學積淀，平安中后期的文人不再拘泥于刻板借用中國詩歌中的詩句進行“仿寫”，而是開始將中國詩歌作為“媒介”，運用其中的典故、意象、格式、韻律等結合詩論進行自主創作。自此日本漢詩開始走向本土化的進程。

 

 

 

2.創作主體的變遷

首先要提及的是漢詩創作主體的變化。由于在中國漢文典籍傳入之初，其數量較少，且由于路途遙遠且艱險這些漢籍來之不易，所以只有那些從中國來的漢人后裔以及天皇貴族等少部分人得以誦讀學習，絕大多日本文人沒有機會接觸到這些書籍，使得當時懂漢文的日本人屈指可數。故在漢詩興起之初，其作家群體大多都是漢族歸化人的后代及幾位具有漢學造詣的天皇和朝廷重臣，如大友皇子、大津皇子、天智天皇以及小野等人。但是到了平安中后期，隨著以“大學寮”為代表的官學以及一些私學的興盛，越來越多的日本文人開始識漢字、學漢籍。這就使得詩人的數量及范圍得以擴大，逐步發展成為以日本貴族及官僚階級為主的本土創作群體。

3.審美意識的變遷

最能體現這一變化的是詩歌題材的轉變。以上述提及的《懷風藻》為例，從這部漢詩文集中可以窺探出日本漢詩發軔期作品的特點。該文集共收錄64位詩人的120首漢詩作品，其中侍宴從駕詩34首，宴詩22首，游覽詩17首，抒懷詩9首，閑適詩9首，七夕詩6首，贈答詩6首，詠物詩5首，其余為一些零散類型的詩文?？梢?，這一時期的詩歌題材主要集中在兩大類，一為上層貴族的侍宴之詩，二為游覽述懷之詩。創作的內容多是歌頌天皇的政績與圣德及詠物言志等，題材范圍較為狹窄，內容大多相近，到了奈良末期和平安初期甚至一度形成模式化。這是因為在漢文學傳入之初，就是無關民間生活與政治的貴族享樂文學。漢文學起源在宮廷內，天皇及貴族將其視為一種附庸高雅的生活樂趣，加之懂漢文及會運用漢文的人屈指可數，除書寫與中國的官方外交文書外，漢詩存在的主要場合便是慶典及宴會上的吟誦。這就使得漢詩的發展受到了限制，表現為在語言上追求辭藻華麗、在內容上歌功頌德。

直到公元九世紀左右平安中期，日本漢詩的發展開始呈現出新的轉機——日本社會的變遷、盛唐詩歌及詩論學習以及白居易詩文的傳播。到了平安中后期，隨著社會的發展，詩人們的文學基礎與創作經驗得以不斷積累。歸國的留學生及留學僧，不僅將他們在唐期間全面學習并收集的眾多優秀的漢文典籍帶回，為漢詩創作提供了不同于六朝和初唐的文風及題材內容。同時他們在留唐期間與中國唐代的文人積極往來進行詩歌互答。他們創作的漢詩與日本本土的侍宴從游詩不同，很大程度上

 

 

 

受到了盛唐詩歌風格的影響。其內容更注重描寫人與人，人與自然以及人與社會之間的聯系及詩人自身的感受。他們創作的新型詩歌為平安時期日本漢詩文人提供了更為本土化的參考資料。這就使得日本漢詩開始走出宮殿，不再是僅僅圍繞辭藻華麗歌功頌德的宮廷之詩，開始轉型從詩人自己的日常生活及經歷出發，去尋找創作的靈感，使得詩歌的內容更加生動多樣。同時與日本民族感傷自然的審美情趣相結合，踏上了本土化的進程。

在這些傳入日本的漢文典籍中，對日本文學尤其是韻文影響最大的當數白居易的詩文。他的詩文備受天皇推崇，并且內容與情感十分契合平安文人的心理以及日本民族的傳統審美意識，因而受到廣泛追捧。但同前代仿擬套用原句的接受不同，此時的詩人們將白詩作為“詩媒”，通過借用其中的“意象”進行創作。到了平安中期逐步形成了獨特的“白體詩”，即在模仿白詩的基礎上與本民族的審美與情感相融合。這一時期的詩人更是將白居易神化，不僅作詩贊，也在詩中頻頻出現白居易入夢或有關白樂天的傳說等。更有甚者，如平安時期的島田忠臣將自己看作白居易的兒子，將其詩文及創作理念帶到了日本，可見白居易在日本人心中的地位無出其右。

雖然日本漢詩自其產生起便是與政治無關的享樂文學，但由于平安末期日本社會的巨大變革，造成了這一時期漢詩文風及內容的改變。平安中期日本正處于外戚專權，皇權沒落，統治階層奢靡腐敗，百姓生活困苦的動蕩時期。由于漢詩的創作團體多是官僚貴族，他們的生活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其家族或是沒落，或是遭到貶黜，或是不得善終。因此他們開始將詩歌的創作與自身的遭遇相結合，或是抒發自己懷才不遇的心境，或是抒發對朝廷腐敗民不聊生的感慨。自此日本的漢詩創作開始具有政治功能，與中國文學中“詩以言志”的文學思想相結合起來，不僅局限于侍宴及享樂之作，開始轉向詠物言志，借物抒懷的言志詩。

4.“和魂漢才”的提出

從奈良時期到平安時代初期，日本漢詩以壓倒性的優勢流行于日本，被稱為“漢風時期”。但在之后長期的接受過程中，日本漢詩創作團體開始具有本土意識，致力于將漢詩本民族化，使之成為日本本民族的文學形式。在這些新型漢詩文人中，島田忠臣、菅原道真及大江維時等人是這一時期的杰出代表。“和魂漢才”這一觀點，便是菅原道真在其《菅家遺誡》中提出的。他認為漢文學的創作應當以日本本土的文學內容與審美為依據，然后將中國的詩歌與詩學理論活用在作品中，以此來創作

 

 

 

屬于日本本民族的漢詩作品。此后，大江維時在其《日觀集》中也對日本社會存在的“遙尋漢家之謠詠，不事日域之文章”的文學態度進行了批評，加之在公元838年菅原道真上奏諫言取消了遣唐使的派出，自此日本文學開始走向全面本土化的進程。

綜上可知，這一時期的漢詩較前代有了較大的變化和發展，杰出的代表人物有嵯峨天皇、小野篁、都良香、菅原道真及島田忠臣等人。他們的作品雖具有時代之差異，但都在很大程度上吸收借鑒了白詩的語言和詩中的意象?？梢?，白居易的詩文和其藝術創作的手法廣泛受到了平安詩人的鐘愛，對漢詩的發展與變遷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正如《本朝麗藻》中提出：“我朝詞人才子，以《白氏文集》為規范，

故承和以來，言詩者皆不失體裁。”

本節主要就平安時期漢詩世界中島田忠臣與菅原道真兩位重要詩人作品對白詩的接受情況進行分析，以期發現這一時期日本漢詩對白居易詩歌接受情況的特點。

2.1.1.2平安漢詩對白詩的接受情況

 

通過對他們創作的漢詩作品進行分析，筆者發現這一時期漢詩世界對白詩的接受已不僅局限于表面的效仿，開始以白詩為“詩媒”，將白詩中的詩句與內容在理解的基礎上加工創新以形成作者自己的內容。同時白詩中大量的典故與意象也為漢詩文人的創作提供了重要的創作靈感。其接受情況如下：

1.對白詩格式韻律的接受

除五言漢詩的創作外，這一時期日本漢詩受白居易詩歌作品的影響開始出現七言漢詩的創作。島田忠臣的《田家文集》以及菅原道真的《菅家文草》中收錄的大量七言漢詩便可看出這一語言形式的變遷。而除了常見的四句一首的絕句外，白詩的傳入還給日本帶來了律詩這一新型的詩歌體裁。雖然在當時的中國文壇中，律詩成就的佼佼者是杜甫。但由于杜甫的作品不多，且對日本文學的影響力不大，所以白居易的律詩就成為平安文人爭相學習與模仿的典范。這一形式的傳入使得漢詩的篇幅得到很大程度的擴展。同時，律詩的創作對韻律格式都有著嚴格的要求，這就要求創作者具有一定的語言功底。除傳統的律詩外，這一時期的白詩中還出現了排律。即在嚴格按照一般律詩的格式基礎上，卻不拘泥于四韻八句的傳統律詩，不斷將其延長到五韻甚至五十韻，并且各句之間嚴格遵循平仄。如白居易的《代書詩寄

 

 

 

微之》一詩，其排律就多達五十韻?？梢娺@一時期詩歌的形式和聲律都較前代更為成熟。

而菅原道真作為日本漢文學的杰出代表，其對中國詩歌尤其是白居易詩歌的深入鉆研，為其漢詩創作的發展與創新奠定了良好的文學基礎。成為日本第一位仿照白居易律詩進行排律的漢詩文人。例如其創作的漢詩《新月》排律多達20韻，《敘意》一詩更是多達一百韻。這些都是日本平安時期長律詩的典型代表。此后，經過日本漢詩文人不斷學習與嘗試，律詩在日本漢文學中逐漸發展起來。除了這些仿照白居易七言詩與律詩創作的“白體詩”外，也出現了更為靈活的“仿體詩”，如兼明親王的《憶龜山·二首》便是仿照白居易《憶江南》的形式創作的?，F舉其中一首為例進行分析：

 

 

兼明親王《憶龜山》

憶龜山，

龜山久往還。

南溪夜雨花開后，

西嶺秋風葉落間。

豈不憶龜山。

 

 

白居易《憶江南》

江南好，

風景舊曾諳。

日出江花紅勝火，

春來江水綠如藍。

能不憶江南。

 

可以看出這兩首詩都采用了長短句相結合的結構，其句式結構都采用了“35775”的形式，且詩歌的韻律也幾近相同?？梢娺@一時期的漢詩文人對中國詩歌的學習借鑒已經不僅局限于詩句，意象等方面。他們對詩歌的格式及韻律有了一定的認知，同時能夠主動結合本民族的詩歌風格，將這些從中國傳入的文體格式靈活地運用在自己的創作當中，推動了日本漢詩的進一步革發展。更有甚者，如日本的“學問之神”菅原道真就仿照白居易的《春深·二十首》創作了《寒早·十首》。在形式上，這十首詩同白居易的二十首詩的格式相同，且每一首詩都是以同一句詩作為開頭首句，并用題目二字作為第二句的首詞作為引導。例如，白詩每首都以“何處春深好”做開頭，下一句詩是以“春深”為開頭進行創作。道真詩則是以“何人寒氣早”作為每首詩的開頭，并以“寒早”作為每首第二句的開頭。在內容上，每一章節圍繞一個內容進行講述，但彼此之間卻環環相扣，內容連貫。這一獨特的詩歌形式被稱為“定格聯章”。其中“定格”指的是固定不變的格式。“聯章”則指的是將兩首以上的相同格式的詩文連起來組成一整套詩文。這類詩文在格式與韻律上都有嚴格要

 

 

 

求，如每首詩的字數與句數都要保持一致，并且在韻律方面也要有一定規律，文體的要求十分嚴格。菅原道真能將這一形式靈活運用在自己的創作中，可見作為這一時期的代表他在漢詩創作方面的造詣極高。

2.對白詩詩句的接受

這一時期的接受方式不同于平安初期對白詩詩句的直接摘錄與套用，大多作者已經對白詩已有更深層次的理解。因此，在汲取白詩詩句時多是將詩句加以消化與

創新后再融入自己的詩文中。以島田忠臣的作品為例，在《春日雄山寺遠望》中“吹

綻三千世界花”①化用的是白詩《春日題乾元寺上方最高峰亭》中的“見盡三千世界春”②一句。在《夏日納涼》中更是創新地將白詩中的“魚筍朝餐飽”③這一中式消暑方法，靈活化用成“把來冰顆飡三口”④的日式消暑方式?？梢娫娙藢Π自姷睦斫?/div>